2014年，我十四岁，在我老家，对读不进书或不想继续读下去的学生而言，这是外出打工的黄金年龄，因为距离十八岁还有好几年，这意味着你还有足够的时间以“小孩”的身份放肆，去见识社会，认识朋友，学一门手艺，或者只是单纯地摆脱学校束缚，挥霍大好年华。至于未来，压根不是值得考虑的事，因为哪怕浪费十年，到了二十四岁，依然是个能重新开始的年轻人。这年春天，我离开学校南下打工时，就是这样的乐观心态。在去广东的火车上，我抱着一种天真且浪漫的期待：破碎的家庭，融不进去的故乡，通通随着窗外的风景逝去，属于我自己，并且只属于我自己的人生，就此开始了。

那时候我活得十分割裂，一方面受非主流文化和武侠小说黑帮电影的影响，是个有点中二的精神小伙，另一方面又爱看点闲书，也算是个文学爱好者。所以，我其实是怀揣着两个看着有点矛盾的远大理想进城的。一是当老板，必须是那种抽烟喝酒、肩纹龙背抗虎、进门拜关公、给兄弟们发大把现金的仁义老板；二是当作家，必须是安静的、真诚的、感性的、有悲悯之心的、不把自己写哭就不如不写的那种作家。

这两个远大梦想的结局当然是失败了。事实上，到了广东，我和跟我差不多的同龄人都一样，整个生活都被困在厂房和宿舍里。平时伏在机台前，几乎没有外出的机会，只能在聊天的玩笑中当当老板，除了游戏和赌博，也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，更谈不上什么文学。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将你向下拉扯，然后拖进漩涡里。出于自我保护，你只好学着怎样听话，怎样克制，怎样接受并融入这种命运。在厂区，听话、克制、接受和融入，也就意味着，必须要放弃你不合时宜、不合出身的渴望。我并不想把进厂打工这件事描述得很灰暗，因为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，但也许是我比较幼稚或者脆弱，我没法欺骗自己，这种感受就是真实的：要么在舒适里麻木，要么在痛苦里抗争，生活并没有一个温和的过渡地带。

这种感受至今仍在影响我。

现在想来，老板之梦的幻灭，或许源于一次聚会。那是老板的生日宴，风风光光摆了很多桌。我坐在角落，同桌的是厂里的同事，几个未成年，几个青年，几个中年人，其他桌坐着其他工厂的老板和我们厂的客户，席间觥筹交错，唯独我们这桌沉默得像一道影子。同桌有个湖南大叔，四十多岁，领着和我一样微薄的工资，老家还有两个留守的儿子，一直默默吃饭。我被远处不属于我们的氛围感染，幻想着未来某天也能像他们一样风光，回过神，便倒了杯酒，装模做样地给大叔敬酒，但酒杯刚伸过去，就被他不耐烦地推开了。片刻后老板走来，让我们加油干，大叔立刻挤出笑脸，像漫画人物一样，端着酒，不停点头，腰弯得很低。我傻傻立在原地，十分尴尬。这件事本该让我更想当老板，但不久后发生了转折。大叔的孩子在老家出了事，他收拾好行李，匆匆离开了广东。他弯下的腰，并没能让老板给他任何帮助。我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中年男人会有怎样的未来。有好多日子，我看着他空出的工位出神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我在恐惧自己以后活得像他一样，但想了很久才渐渐发现，我更恐惧的其实是以后活得像老板一样。

作家之梦的幻灭，则源于无数次日常对话。上班时唯一的消遣就是聊天。起初我经常和同事们聊最近看的书，其实分享的也不是什么文学名著，印象较深的是《盗墓笔记》《悟空传》这类幻想故事，或者悬疑小说，但还是因此招了不少讥笑。于是为了能合群一点，后来我就不再谈论跟书有关的话题。那段日子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：对一个工人来说，爱看书其实是个缺点。如果你那么爱看书，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呆在学校呢？我没办法去解释，我是因为想逃离一个陌生的家和陌生的故乡。那样更显得我不像一个工人。于是当作家的梦想渐渐被我藏起来了。比起文学，比起精彩动人的故事，那时我更需要钱，需要爱，需要吃得饱饭，需要一个新的手机，需要能大大方方走进带冷气的商场的勇气。

有挺长一段时间，我十分消沉，别说梦想，连正常的生活都觉得失望。尤其是在厂区看到那些背井离乡打工、努力装成一副大人样子的男孩和女孩时，总会感到由衷的悲伤。这种悲伤让我既怀疑当老板的意义，也怀疑当作家的意义。

好在最后我渐渐想明白，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。

离开广东后，我回到学校，并没能奋发图强考上一个不错的学校，心变野了，也就很难再专心投入到学习上，当然，也没能当上老板和真正的作家。客观说，这段工作经历，甚至算不上是现实里的“失败”，毕竟后来也经历了更多实实在在投入很多但一无所获的事情。但我至今记得，离开广东的大巴上，看着一栋栋灰色厂房从窗外掠过，我心中十分笃定地相信着，我将要走向一种什么样的未来——是哪怕人终将变得复杂，也要尽力简单一点，真诚一点；哪怕四面枷锁，前路渺茫，我也应该去试一试。万一能做到呢？哪怕只有万一。

于是就这样向前走，直到十二年后的此时此刻。

我依然没变，依然相信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