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新闻梦想始于十七岁那年的语文课，终结于二〇一八年的夏天，远听不过一声短促无趣的鸟鸣，直挺挺坠下树去，抽搐着消失了。人在年少时总会单纯些，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，爱要轰轰烈烈，恨更是毫不遮掩，情绪肆意起来，不管不顾。我对新闻的认知，最早是从《看见》开始的，节目看完后买了书，其中内容被我反复咀嚼。我迷恋采访的韵味，渴望成为可以发声的人，并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那样的人。那几年《匹诺曹》正爆火，抢新闻还在靠记者的蹲守，质朴又纯粹，带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。我把奥里亚娜·法拉奇的照片贴在床头，大学选专业，除了新闻学就是法学，其他一概不选，并且不同意调剂，很是孤注一掷。

蛮横得像芦苇荡夹缝里的荒草，不计后果地选择了未来，直到入学后，老师的那句“中国新闻已死”，打破了一部分的幻想。在日报实习的那年暑假，我和志愿者协会的同学们一起去宜昌支教，看到了很多值得讲述的故事，稿子写完后，我交给带我的编辑老师，她看完后，给我发了一通电话，那是来自一位在社会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成熟女性的宽慰和忠告。稿子自然是发不出去的。那是我第一次直面规则而产生阵痛，湖北盛夏的日光黏稠又潮湿，我的运动鞋在柏油马路上几近化开，望着日报的牌匾，我隔着一条马路，坐在公交站台的椅子上，整个人灼烧、滚烫，但依旧还有希望和不甘心。

大学四年，传统报业进入历史性的坠落，新媒体高速崛起，印象最深刻的是《重庆公交坠江案》，那天的新闻课上，大家为死亡心痛，也因不断反转的新闻而气愤，一场悲剧，在推演中成为狂欢。记者不再是公信力的源泉，反倒成了舆论调侃的对象，我最终没能在毕业后成为记者，或许潜意识告诉我，搭建的梦想是一座危楼，靠近意味着坍塌，自我欺骗，何尝不是守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呢？

我的认知不再是清明的白色，很多不可说，不可做，彼时我不是很明白，但潜意识开始遵守，失去了质疑的勇气。

北京是一座巨大的熔炉，遍地都是高智商人才。金子垒作一座山，没人在意谁的金子外壳被打磨得如何鲜亮，毕竟丢进火炉里，高温加热后都是一样。二代、天龙人、关系户，大家心照不宣地看着，然后埋头干自己的工作，没有焦虑的时间，活儿干不完是要通宵熬夜的。二四年年初，我们录制了一档节目，选手都是有钱人，其中一位日常不配合，在做妆造的时候，他瞥了一眼我和旁边的艺人统筹，声音没有收敛：“就你们也配和我们住在一个酒店吗？”

我忘记当时自己的表情如何，只知道我们什么都没说，佯装没听见，一切以目的为导向，这档节目安生拍完才是正事。自己的情绪只能自己消化，说出来也是闲聊，最多调侃几句，便也罢了。

少年心气被磨了个精光，承认规则，被迫去遵守那明知是错误的规则，成年人的体面不过如此。

可最终也没什么办法。